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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林再上法庭︰青春換來的錢不能輕易被騙走了

美国中文网 2019年09月11日 16: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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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忠林拿著打印的銀行流水單據。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王景爍/攝

劉忠林又一次走進了法庭。

作為已知“被關押時間最長的蒙冤者”,他曾發誓這輩子不會再打官司,不會再到這種地方。從22歲到49歲,他一直陷在“別人”的案件里︰1990年,吉林省的一個村莊挖出一具女尸,他成了被告,被一步步推向了審判席和牢房,直到2018年法院改判他無罪。

但這一次,著名冤案的當事人成了一起離婚訴訟的原告。9月3日這天,他走進吉林遼源市的另一家法院,向新婚不久的妻子提起離婚,並要求對方歸還近百萬元的財產。

他試圖用各種方式證明財產的去處︰購房花了45萬元,一輛顏色很張揚的紅色奔馳牌汽車花了39萬元,這些不動產都登記在妻子名下;有15萬元現金是他存入她名下的;根據他的主張,女方還有大概價值3萬元的首飾,是他出錢買的。

法庭上很多人都清楚這個51歲中年男子的財產來源︰入獄9217天,國家賠償金460萬元。

為了證明自己,他打印了個人賬戶自收到國家賠償金之後的全部流水單。握著那幾張紙,他有點慌——460萬元發放8個月後,數字已經縮水了一半。

這段持續了7個多月的婚姻始于2019年1月30日,妻子比他小22歲。他們經親戚介紹,相識4個月後登記。

而現在,對于這段婚姻,他後悔的是沒做婚前財產公證,想著“人應該都比較誠信”。

就像一場搶救,他注銷了剛剛開業1個月的飯店;妻子拿著行李離開家的第二天,他向法院申請財產保全,法院同意將他贈予對方的房產、汽車和存款暫時凍結。

在獄中生活過25年後,他對許多生活技能都已生疏,眼下卻不得不加緊去學習汽車駕駛,為的不是開車,而是“盡快考下車本”,成為那輛紅色汽車的主人。

在今年1月28日收到國家賠償金之前,他已听說過其他著名冤案當事人諸如趙作海等人短期內花完或被人騙走國家賠償金的事情。他早就想好了︰拿到錢,一半要存“死期”——也就是定期存款,“打死也不動”;剩下的他要留著安頓生活,再做點小買賣。

“這筆錢是我拿青春換來的,不能讓人輕易給騙走了!”他說。

這是他人生重啟的所有本錢了。他此前人生的二分之一都在鐵窗里度過。等他出獄後,他的老家吉林東遼縣凌雲鄉會民村里,土路變成了水泥路,農業機械代替了人工耕種,人手一台的電器從收音機變成了智能手機。而他擁有的是一個著名的案件,以及460萬元。

出獄時,他沒見過手機,沒見過電腦,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易拉罐。村里的平房被一一推倒,從路東遷到了路西,建起了磚樓。只有他家的房子,孤零零地被遺棄在路的東側,秋季淹沒在一片兩米多高的玉米地里。窗戶不見了蹤影,天花板脫落後砸入了土炕,到處掛著層層疊疊的蜘蛛網,這是他的“家”。案發前,他患有精神病的母親就走失了,父親也已去世。除了多年監獄生活留下的烙印,他覺得自己“一無所有”。

如同那棟過時的土坯房,在快速向前的時光里,劉忠林的生活被按下了長長的暫停鍵。“20多年的監獄(生涯),把我關傻了,出來啥都不認識。”他感慨。

他的辯護律師、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張宇鵬仍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的場景。服刑期滿,冤案仍未平反,他跟在姐夫的身後來找律師。“我讓他坐我身邊,他愣了半天,戰戰兢兢地憋出一句,‘可以坐嗎?’”

劉忠林至今仍小心翼翼,他不相信口頭承諾。每次給法院打電話,他會留一份錄音。等待國家賠償款的日子,即使知道需要15個工作日才能到賬,他也常常追問進展。

後來,他刪除了在冤案平反過程中打過交道的大部分記者的聯系方式,打算跟過去告別,“開始過正經的日子”。

監獄生活教給過他一些技能。重獲自由後,他分別去過內蒙古、大連、長春、深圳和北京,干過5份工作。在深圳,他找到一份安裝手機充電器的工作,干了3天,公司查了他的身份證,因為“殺人犯案底”,他被辭退了。至于其他工作,最長的一份也只持續了4個月,“或多或少都和背著罪名有關系”。

其中,他最念念不忘的是在北京的公交車上當安全員。“那活兒舒服,每天跟車轉悠,一個月到手4000多元,包吃包住,不累”,最重要的是,工作是他自己找來的,沒人知道他的過去。

但是,為了伸冤,也為了安家,他還是辭掉了這份最喜歡的工作。

外出打工時,他多數時候吃住在公司,每月4000多元的工資基本全攢了下來。辭掉最後一份工作時,他的打工收入不知不覺已積攢了10多萬元。

對錢,他一直格外敏感。

他不講究吃穿,在商場打工時老板送的運動服,他還在穿。他基本只買便宜貨,只買當下要用的東西。回憶起最“奢侈”的一次消費,他的答案是︰去置辦廚房用品,別人說煤氣罐買一個就行,他買了兩個。

事發前,他在村里務農,母親患精神病走失,父親病逝,家里只有他和哥哥兩個人。表哥和姐夫都證實,在這個只有20多戶人家的村子,他家的經濟狀況始終是“墊底的”,靠表哥一家救濟。

他出事沒多久,哥哥南下打工,移居其他城市。在監獄里,他得到的探望是最少的,也因此幾乎沒有額外的金錢來源。他紡紗、編汽車墊、做門窗,每個月能換來100多元,這些錢里,一半用來購買牙膏、香皂之類的生活必需品。

因此,拿到國家賠償後,他付清了律師費和購房等開支,決定不管什麼投資、理財,“要冒險的”絕不考慮。他沒有抽煙喝酒的嗜好,不沾賭錢打牌的習慣,游戲也不怎麼玩,“花錢的都不干”。

姐夫、表哥都說,劉忠林沒啥愛好,最大的熱情是“成家”——姐夫王貴貞記得,在無罪宣判的法庭里,他就曾提出這個想法。

“有小孩,就有個奔頭,不是說我自己往前奔,孩子就推著你往前走。”說起這件事,劉忠林壓低了聲音。

有時候,眼前晃過小孩的身影,他的眼神會定住幾秒。他和小自己22歲的妻子,聊得最多的是對未來的暢想。他承認,剛結婚那段日子,自己偷偷想過未來孩子的名字。不過,“現在說那都沒用了。”

遇上現任妻子,劉忠林戀愛了。在他眼里,對方挺實在,“說到的都能做到,沒撒過謊”。他興奮地給不少人看過自己的結婚證,甚至覺得,自己就要“有後了”。

他們認識4個月就結婚了。他不覺得這個決定太著急。“我這個歲數了就想好好過日子,沒啥要求,看著行就行,還等什麼呢?”

妻子生于他入獄的1990年,是二婚,有一個孩子。兩人辦了酒席。酒席上的一些親戚暗暗擔心,兩人歲數相差太大,不一定過得來。

很長一段日子里,為劉忠林申請國家賠償的北京華一律師事務所的屈振紅成了他最信任的人。他常常半夜發微信給屈振紅,“國家賠償怎麼還不下來?”“指紋門鎖該怎麼裝?”

屈振紅見過他妻子,在她看來,兩人無論年齡還是消費觀念都不太相近,她記得自己也曾直接或間接地跟劉忠林提過。不過,他堅持自己的選擇。

婚後,他們加盟開了一家烤肉拌飯店,店面選在了妻子的娘家附近。夫妻二人照顧這個飯店,差不多剛剛好。劉忠林算過,每天大約能賺500元。

這本是朝著理想的生活奔去,可矛盾也就此激發。劉忠林發現,妻子常把店里的入賬拿走,還跟他說,應該給自己開四五千元的工資;每過五六天,她會開口提到缺錢,每次劉忠林會拿給她兩三千元,前前後後,拿出了差不多近10萬元。

買房和買車時,劉忠林記得,自己揣著身份證,可一到登記的關口,妻子總會先甩出她的證件。後來,他提過加上自己的名字,可得到的答復都是,“咱倆的東西,算那麼清楚干嗎呀?”

他後來警惕,不給錢了。他覺得,此後,兩個人總是因為瑣碎的小事吵架。8月5日,在最激烈的一次爭吵後,女方打包了行李,離開了家。

截至發稿,記者多次撥打女方的電話,始終未被接听。她出席了離婚案的審判,當庭表示對歸還汽車和住房沒有異議。但她提出,自己賬戶上已經沒有15萬元,無力歸還。至于首飾,她也希望能夠保留。

劉忠林會時常想起監獄里的生活,“都是苦的,沒有一點自在”。他也有要好的獄友,但出獄後,大家都默契地不再聯系。
在他看來,自己始終是“孤零零”的。除了幫他“跑案子”的二姐和姐夫王貴貞;入獄頭幾年,表哥常春祥和妻子去看過他幾次,後來身體不好也就作罷;哥哥曾去看他,但除了前幾年,後來再沒幫他申訴過。

冤案的申訴更多是他一個人完成的。他羨慕獄友常有家人探望。為了給自己伸冤,只有小學二年級文化的劉忠林“一個字一個字摳”,不會就查字典,去學習一本本法律書。

在監獄里,他給親戚們寫過信,可出獄了,幾個人坐下聊聊,他卻發現,很少有人能聊在一起。

買房、買車、離婚,他沒跟任何人商量。已遠離他生活多年的哥哥向他要50萬元裝修費,他沒給,在手機里把哥哥拉黑了。

王貴貞認為,經過這些年的牢獄生活,劉忠林的性子變了,遇到小事容易發脾氣。更多的矛盾是源于錢,他們提醒他注意別被騙,說多了,劉忠林也不樂意听。

每次回村,劉忠林會住在表哥常春祥家。賠償款下來後,傳來傳去,有人認定劉忠林給了表哥10萬元,為此,常春祥不得不避嫌,表示“不敢再摻和”他的那些事。

在劉忠林定居的吉林省遼源市東豐縣,這個名字已經不像平反時那樣出名了。只要他不主動說起,從沒有人認出他來。他希望少說以前的事,“過去的都過去了”。

女方名下的汽車就停在小區里,在一排普通轎車中間,這輛紅色的奔馳車過于耀眼,他干脆把車罩上了車衣。前不久,他還和表哥商量過,要把車停到老家,“天天怕被人刮,放農村更安心。”

除了學車,劉忠林大部分時間都窩在家里,有時候看電視到凌晨,直接睡倒在沙發上。他等待另一份判決。

“要是結果不滿意,我肯定再上訴,一樣打到底。”他斬釘截鐵地說。

結婚照還掛在他家的顯著位置,家里妻子的生活用品也沒動地方。他的微信昵稱一直是“努力的奮斗我愛我家”。最近一次和妻子通話,是他主動打給妻子,“我就問你一句話,你從開始到現在,有沒有真心想跟我好好過?”

關于這個問題,他自己認真想過,覺得“不敢確定”。

他有把握,以後能照顧好自己,也能盯住剩下的一半賠償金,“沒啥花錢的地方”。按原本的計劃,這些錢會留給家庭。

但現在,家里又只剩他自己了。

“屬于我的時間不多了。”他甚至念叨,“說不定哪天就沒了呢。”

劉忠林時常查看微信,可實際上,他的兩個微信號的好友加起來一共不到60個。除了姐夫一家、表哥、哥哥和律師,剩下的都是記者。

他已經忘了,拿到賠償款的那天,他曾在微信群里感謝所有關注他的律師和記者們,寫下對大家的新年祝福,也留下了一句對自己的祝願,希望“能做到真正的自己,(迎來)屬于自己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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